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局

时间:2019-11-11 10:30:01 来源:重庆在线 当前位置:哲想动画 > 猎犬 > 手机阅读

俊杰评论:当人口红利消失就是考验政府服务能力的。


36氪的朋友们 • 13小时前 • One More Thing

城市人口增长由“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号“财经杂志(ID: i-caijing)”,作者:卓贤、张颖,36氪经授权发布。

文|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

     张颖 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

人口是城市兴衰的晴雨表。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亦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技术的应用者。城中拥如此这般之人,世间才有这样那样的城。人口多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人口结构塑造了城市的性格,人的进取心奠定了城市演化的格局,人的想象力划出了城市发展的边界。我们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考察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减,发现有的城渐为智慧的渊薮,有的市难掩衰老的容颜;我们用手机大数据分析日间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移动,发现此城在熙熙攘攘间释放活力,彼都在门庭稀落中黯然无光。近两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现新变局。

“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

长期以来,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城乡人口转移,城市制造业和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近年来,各类城市产业结构演进趋于多元化,一二线城市新增劳动力需求以服务业为主,城市间高素质人口的迁徙成为人口流动新特征。为此,我们首先考察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域常住人口的变化。

城市人口增长由“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2010年-2015年,全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839.9万人。其中,南部城市年均新增509.8万人,占全国新增人口的60.7%;北部城市年均新增330.1万人,在全国新增人口中占比39.3%,大致表现为“南北均衡”特征。2015年-2017年,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874.8万人,“南快北慢”的趋势更加明显: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688.3万,占全国的比重为78.7%;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186.5万,占全国比重仅为21.3%。

从区域来看,2015年-2017年,华南、华东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超六成(65%),其中广东、江苏、山东的城市年均新增人口为163.8万、99.8万、76.8万,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8.7个、8.8个和2.4个百分点。西南和华中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122.1万、114.0万,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3.7个和3.0个百分点,其中云南、河南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2.8个和3.0个百分点。华北和西北的城市新增人口比重分别下降8.1个和2.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天津新增人口比重分别下降5.0个、5.5个百分点。东北的城市人口出现绝对规模下降,年均减少36.3万人。

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均衡”同样被打破。“十三五”规划中的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近八成人口。2010年-2015年,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比重大致为4∶3。2015年-2017年,南方8个城市群人口增长均有提速,年均新增人口578.5万人,占全国城市新增人口的66.1%。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其新增人口比重(15.8%)比2010年-2015年提高9.5个百分点。同期,11个北方城市群年均新增人口138.7万人,只占全国比重的15.8%。除中原、山东半岛和兰-西城市群之外,京津冀、关中平原、呼包鄂榆等城市群人口增速放缓,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人口明显下滑。近两年南北城市群新增人口之比已骤变为4∶1。

中间规模城市人口骤升,规模两端城市放缓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格局经历了非线性的空间演化:从20世纪80年代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到90年代向东南沿海大中小城市集聚,再到21世纪往中西部区域性大城市回流,近两年则表现出“中间涨两头落”的特征。

近两年,扩张最迅猛的是人口规模在700万-1500万间的城市。2015年-2017年,人口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17.8万人,新增人口比重(24.9%)比2010年-2015年提高9.8个百分点,其中成都、深圳、广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6.5个、4.1个和3.8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在700万-10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04.8万人,新增人口比重(23.4%)比2010年-2015年提高5.4个百分点,其中西安、长沙、杭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别提高4.2个、2.0个和1.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处于人口规模两端的城市放缓了人口扩张的脚步,大都市圈效应初步显现。

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整体放缓,但出现结构性分化。2015年-2017年,人口700万以下城市年均新增人口425.1万,新增人口比重(48.5%)比2010年-2015年下降7.5个百分点。其中,华南和华东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如珠海、泰州等;华中、西南、西北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速放缓,如信阳、荆州、资阳等;东北不少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0万以上。

超大型城市人口增长放缓,大都市圈效应开始显现。2015年-2017年,总人口15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重庆按市辖区人口计算)年均新增人口27.1万人,新增人口比重占全国城市的3.1%,比2010年-2015年下降7.8个百分点。2017年,北京、上海和天津首次出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分别下降了2.2万、1.4万和5.3万人。与此同时,超大型城市呈现出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的都市圈效应。以北京为例,虽然近两年人口增长趋缓,但周边的廊坊和保定市年均合计增长14.9万人,比2010年-2015年年均多增4.5万人。

扩张、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为4∶5∶1

按人口增长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分为“扩张的城市”(绝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升)、“饱和的城市”(绝对人口升、相对比重降)和“收缩的城市”(绝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降)。

随着城市承载力提高,我国处于扩张状态城市的比重提高。2015年-2017年,处于扩张、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分别为37.4%、53.1%、9.4%。与2010年-2015年相比,扩张的城市(107个)增加16个,饱和的城市(152个)减少9个,收缩的城市(27个)减少7个。

一线城市出现分化,北京和上海从扩张区间进入饱和状态,而广州和深圳仍在扩张通道。超六成的二线城市在扩张,近四成的二线城市居于饱和,二线城市未现收缩现象。三线城市也以扩张居多(47%),饱和者占44%,有8.3%的三线城市处于收缩状态。24个四线城市在收缩,但仍有34.3%的四线城市处于扩张状态。

从区域来看,2015年-2017年,华南城市约六成(59.5%)处于扩张,且无一城市在收缩,即使如茂名和玉林等三四线城市也在快速扩张。华东处于扩张与饱和的城市各占近五成,扩张的城市比重提高16.7个百分点,一些邻近核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如马鞍山、嘉兴和漳州等)增长较快。华北超过四分之三(75.8%)的城市呈饱和状态,虽然收缩城市比重降到3%,但扩张城市比重也降为21%。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如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扩张趋势明显,但收缩城市比重也达9.5%、15.6和10%。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东北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人口离去并未给收缩城市带来繁荣。有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地区的人口奔赴他乡之后,由于人均资源增加,会使得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发展水平提高。我们考察了2010年-2015年期间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发现其中31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在2010年-2017年间下滑;如果考虑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仍有26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下滑幅度超过同期全国的下降幅度。由此可见,人口收缩和城市衰退形成了正反馈效应,收缩和衰退相互强化。

大数据视角下的城市日间人口流动

过去20年间,交通基础设施将全国大小城市连接成网,人们对海内天涯的感知从空间距离转为时间距离。从1998年到2017年,我国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从13.3公里增加到49.7公里,铁路密度则从0.69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1.32公里/百平方公里。在这样一张城市网络中,你可以在北京朝饮豆汁儿,在上海午食汤包,在广州暮啖肠粉,知己在比邻。

相比美食地图,我们用日间人口流动大数据绘制了更为精密的经济地图。不同于常住人口流动所反映的长期迁徙,“日间流动人口”是某日由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的人口,其行为背后蕴含着贸易往来、资金转移、技术溢出和思想交流,反映了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是观察城市活力、区域分工和商贸兴衰的重要指标。借助于手机大数据,我们可以从分析常住人口的年度迁徙规律,进一步推进到辨识人口日间流动的行为特征。基于对逾10亿百度手机用户的分析,我们构建了全国日间人口流动的图景。

华东华南日间人口流动规模高。2017年,华东和华南地区各城市的日均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近五成,比2016年分别增长91.9万和25.5万,但占全国比重却分别下降0.06个和1.4个百分点,反映出其他地区人员流动性的提高。

其他地区流动性有所增加。2017年,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比2016年增长57.2万和51.3万,比重上升0.6个和0.4个百分点。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也有所提高,占全国比重比2016年提高0.3个和0.2个百分点。西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占全国比重保持在6.2%。

一线和二线城市是日间人口流动的主要节点。流动性最高的20大城市日间人口流动占全国的比重为32.1%,前50大城市达50.7%。日间人口流动集中发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郑州、西安、重庆等中西部二线城市。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虽趋缓,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为71.0万和53.5万人,仍比2016年增加8.2万人和7.5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虽下降,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也比2016年增加26.9万人,占全国比重由6.4%上升到6.7%,显示出经济活力复苏的迹象。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后发城市群外部流动性高

我们将城市群的日间流动人口(A)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往来(B),另一部分是城市群与外部城市间的人员交流(C)。我们以“B/A”衡量城市群的“内部流动性”,以“C/A”测度城市群的“外部流动性”。我们通常会认为,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开放性更高,其日间人口流动中来自城市群外部人员的比重,会比后发地区的城市群更高。

令人意外的是,外部流动性高的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2016年-2017年,中原城市群是外部日间流动人口规模最高者,每天约有129.5万人进出其间。外部流动性指标超过50%的城市群,包括了天山北坡(77.4%)、呼包鄂榆(61.4%)、北部湾(58.2%)、中原(57.5%)、兰州-西宁(56.6%)、山西中部(54.3%)等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

高外部流动性意味着这些后发城市群的工业体系尚未自成一体,主导产业以资源型产业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需要通过与城市群外部形成频繁的人员流动,来带动资金、技术、产品等充分交换。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后发城市群核心城市与城市群外部的交通商贸资金网络联通性,要高于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通性。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虽然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日均外部流动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21万人、84万人和70万人,合计占所有城市群外部流动人口的36.9%,但三者的内部日间流动人口数几乎是其外部日间流动人口的2倍,内部流动性指标分别高达63.7%、65.4%和66.3%。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和长江中游等所有较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内部流动性也都超过50%。

发达城市群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内部的交通、物流和商贸网络发达,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形成互补的分工,因此内部人员往来相对更频繁。由于历史原因,成渝、关中平原、哈长以及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体系也较为完整,因此其内部流动性也保持在63%-73%的高位。

华南和一二线城市活跃度高,西南和四线城市活跃度低

前文分析了日间流动人口的绝对规模,下文以“日间流动人口占全国比重/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衡量城市群的相对活跃度。如果这一指标大于1,则表明该城市群人员流动的活跃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活跃度较低。

按该活跃度指标,2017年全国有32个“极活跃城市”(活跃度>1.5)、50个“高活跃城市”(1<活跃度<1.5)、143个“中活跃城市”(0.6<活跃度<1)和61个“低活跃城市”(活跃度<0.6)。

华南城市活跃度一枝独秀,西南城市活跃度较低。华南地区是我国日间人口活跃度最高的地区,整体活跃度高达1.4,其中37.8%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华北地区的整体活跃度为1.1,有39.4%的城市处于极活跃或高活跃状态。华东地区活跃度为1.0,整体也处于高活跃状态,28.2%的城市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西南地区活跃度最低,虽然成都(1.5)、昆明(1.1)和贵阳(1.1)等核心城市的活跃度较高,但其整体活跃度仅有0.8,超过四分之三(78.1%)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度。

一线和二线城市活跃度优势明显,交通和经贸网络不畅的四线城市极不活跃。一线城市中,广州、深圳和北京属于极活跃城市,活跃度分别为2.6、2.3和1.9;上海属于高活跃城市,活跃度为1.3。二线城市逾五成(53.8%)为极活跃城市,30.8%为高活跃城市,没有低活跃城市。三线城市有五成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且多位于一二线城市周边,中活跃城市比重为41.7%,低活跃城市只有8.3%。四线城市则有近八成(79.0%)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状态。


几点延伸思考

城市规模之辨。在现代科技诞生前,从罗马到长安,大型城市多为帝国首都。虽然罗马庞贝古城的一些房屋与下水道系统相连,但运走污水的不是下水道系统而是奴隶。彼时的大城市依靠强权集聚税收和人力。从运河到公路,从电力到无线电,从高铁到互联网……技术进步不断优化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和分工网络,城市的定义在改变,城市的数目在增多,城市地理边界在扩大。

如今,智能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网络效应,城市规模扩张已不以单一行政单元空间的人口增加为唯一标志,还表现为相邻城市间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许,我们不必过多执着于单一城市的人口增减,而应更关注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连接性和活跃度。

城市密度之辨。有人以东京再中心化为据,强调提高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必要性。但笔者此前基于街道人口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整体人口密度远低于东京,但北京和上海市中心(0-10公里范围)人口密度为2.1万人/公里2和2.6万人/公里2,远高于东京(1.3万人/公里2)。而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回流,也非创新引导集聚的结果,而有着深远的经济社会背景。

在需求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以往在卫星城相夫教子的模式被打破,需要在靠近工作地的区域居住;在供给端,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推动市中心房价下跌,近年政府也放宽高层公寓建设的限制。在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达峰值时,不宜再强调增加中心城区的公共资源以进一步集聚人口,而应以公共资源在都市圈范围疏解来改变其人口“内极密外极疏”的分布。

抢人借人之辨。近期,不少城市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其扩大常住人口的努力。事实上,日间流动人口更能反映城市的经济活跃度。在城市网络理论中,不仅资金要素可在流动中实现跨区配置,人力资本也可在日常流动中实现跨区“借贷”。我们不仅要继续减少束缚常住人口迁徙的体制障碍,还应降低人口日常流动的阻力。

在各地“抢人”方兴未艾之际,嘉兴“双休人才”政策颇有意味:对其认定的高端人才,只要在周末期间前往嘉兴工作,交通、食宿等费用由政府补贴。为提高人力资本日常流动性,还可着力推进城际交通的无缝衔接,完善短租住房制度,试行高铁年票制,发展共享办公服务,并为商旅人士子女提供短期入学便利等。

比较优势之辨。为何城市发展有云泥之别?地理决定论似乎是最轻松也最不容置疑的回答,与海港的距离、距省会城市的远近在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或高或低的显著性。然而,写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简·雅各布斯,在其另一本著作《城市经济》中反驳:许多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城市都处在非常不利于贸易的位置上,比如洛杉矶;相反,缅因州拥有许多优良的港口,却没有因此发展出太多城市。

城市的命运并非天注定,而是靠城中之人来创造。公元前600年的阿尔凯奥斯在描写希腊的城市时一语中的:“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顶或坚固的城墙,也不是运河和船坞,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们。”在技术逐渐消除地理区隔的今天,城市最大的财富是人,城市发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迁徙和日常流动的障碍。

魔性燕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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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7 20:59收藏67评论8生活腔调

作者:张某某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所有具有城乡结合气质的地方都有自己的魔性,这种魔性来自于城和乡同时强烈出现在这一个地方所碰撞出来的反差。


燕郊行政区划上是河北,地理距离上却可以认为是北京。要不是有一条潮白河拐了一个大弯把距离北京的这块弧线往西凹了凹,燕郊铁定是北京的地方。


一条河阻挡不了什么,却能阻挡行政的划分,这是人类群居给自己设定的社会概念。


如今,站在潮白河旁边,特别是晚上,河的对岸是属于北京一个叫通州宋庄的地方,真的是庄子,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对面是灯红马绿,高楼大厦。北京那边荒芜落后,燕郊这边繁华喧嚣。若在白天看,潮白河北京那边的河道原始、荒芜、坍塌、垃圾。河北燕郊这边的河道修缮完好,绿柳成荫,木头栈道踩得咯吱咯吱响。中间是500米宽的河水,不分彼此。


这种感觉就像站在丹东的鸭绿江岸边看对面,江对面的朝鲜寂静漆黑,冷寂低平;江这边的中国霓虹闪烁、高楼林立。


一条河,一条江,一个省际,一个国家,两岸的人们都过着不一样的夜晚。


2018年11月17日,俯视潮白河东岸,与北京一河之隔燕郊地区住宅楼林立



我在燕郊住五年了。七年前第一次听说燕郊,朋友在这里买了房子,我很不屑,“跑河北买房子?”等她房子搬进去了,我第一次去看看。大望路坐大巴,上高速,一个小时车程。车是布的椅子,蓝黄搭配,有些油腻。坐在旁边的中年男子问我:


“第一次到燕郊?”


“嗯。”


“十年前这里房子900一平,我就来了。盖了燕郊第一个别墅。送了好多官员。”


“你是搞地产的?”


“燕郊有很多豪车。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番对话是我对燕郊的第二印象,土豪出没。


朋友的家住在潮白河边,28层窗外是一个大型的高尔夫球场,绿油油的一片,旁边一条河,有水,很绿。那天,空气超级好,天很蓝,大落地窗前,我一下子看呆了。


不会吧?在北京城里小区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片的绿。又有河,所谓风景宜人,也就是这个景观了。


”这个高尔夫球场可是环京最大的。“北京下决心跑这里买房也是因为这个球场这条河。她说,看房那天就和这天一样,蓝得剔透,让人感动。


第二次去,我就像赶集买白菜一样随便的买了一套小房子。那是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三年存下的一点积蓄,分成两份,另一份想着,留下点,买个车。


后来证明,我的确是想的太随便,那套准备买车的钱在接下来的一年股市里翻了三倍后,又在三周内全部赔进去了。而我买的那套小房子,却在收房后的第二年房价翻了三倍。



通燕高速燕郊出口,面向北京地产广告格外醒目。


这时候的燕郊人越来越多,开始堵车。


燕郊所有的魔性,在我认为,都是房子惹来的。


房子聚集了人,房子聚集了钱。人多钱多的地方就像正在吹气的热气球,从干瘪到膨胀不过是转眼的事。


赶在一万以下买的房子,目前都是赚的。燕郊最高房价超过三万过。三年,从七千到三万,这是我经历的崖。


房地产的确是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房子起来了,配套建材、装修、家具、商场……统统都起来。


一个跑黑车的男人对我说过,“几年前,在燕郊干啥都赚钱。”他干过饭馆,卖过瓷砖,现在说不好干了, 开始跑黑车。


他是东北人。


东北人是一个魔幻的存在,哪里赚钱哪里扎堆,嗅觉灵敏,组团迁徙速度惊人。过去十年,东北人占了燕郊一半,这个说法没人做过确切统计。我的感受是:哪是一半?起码一半以上好不好?楼下转一圈,一半以上的人都操着东北腔,那种很好辨认的大碴子味儿。


东北人爱烧烤。燕郊一到夏天,空气里都是烧烤孜然的味。燕郊有一种特色吃食:黄泥乳鸽。我爱吃。但是开车转过几次,只有一家还在做。烧烤才是如今燕郊吃食的灵魂。如今人越发的多,燕郊也随了流,各种涮满街见:麻辣烫、串串、火锅。我都看成是涮食。


一个在燕郊搞餐饮的人跟我说,燕郊什么品牌的吃食店都有,什么金手勺、东来顺……但是,也大都是山寨的。早期聚集来燕郊的人都是对钱很有感觉的,他们看到了这片留着油水的土地,又带着闯荡过江湖的经验,来个山寨都是见识之内的简单事。


你看,那些装修像模像样的餐饮馆子,像我这种只看门面不懂行道的人哪里会知道山寨?这里似乎是没有人追究加盟费的事,也没北京来的商人惦记你用了我的名字,山寨很光荣,山寨很安全,山寨是聪明的燕郊一代移民的得意之作。



这是个距离天子最近的外藩地,燕郊的房子盖起来,北京工薪族越来越多。我来的那一年听说这个数字是70万。现在过去了五年,过200万是有的了。当年买房的工薪族结婚生孩子,父母来看孩子,平均一家多三口人属于正常。按照这个比例算,200万北京工薪族的水城这种预算,也可能低了。


工薪族们每天上班,下班回来睡觉,有几年这里房子热火朝天一天一个价的时候,有很多媒体来写燕郊。写这个怪异的睡城。在他们的观察里,那些每天六点挤公交上班,每天晚上回来睡个觉又去北京上班的年轻人,很苦。照片里那长长的排队的队伍,挤公交上不去的队伍。看了照片的北京城里人都感慨,多惨啊!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不坐班,我几乎不在上下班高峰期去北京,当然去北京的频率也很低。每次出门,高速上听几首歌,遇上天好,看一会云彩,就进城了。


燕郊通勤族乘火车返回“睡城”


北京工薪族是燕郊的新生命。


他们带给了燕郊“城”的感觉。


譬如,相比之下,这些人更讲究规矩,讲究付出回报成正比,较少的偷奸耍滑,他们开始在大众媒体上给燕郊发声,不管好坏增加了政府对燕郊民间力量的重视。


我住在一个叫天洋广场的地方,楼下有燕郊第一家星巴克。每天,对,不是每周末,是每天,这里都坐满了年轻人。如果是周末,很难找到座位,我不经意就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


“互联网思维思维……”


“互联网创业目前的市场应该聚集高校了。”


……


这些话,在某些瞬间我会错觉自己在中关村的3W咖啡。我真的遇到过好几个创业团队,在这里讨论产品到上线。当时,我手里也在写属于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字。我们交换了名片。


在楼下的星巴克,我不觉得燕郊土。


过去的五年,也的确是互联网创业火热期,燕郊住着的很多工薪层,并不底薪。他们许许多多都是拿着北京的高薪。譬如,我若拼车回家,经常拼到奔驰、奥迪、宝马。他们电话里布置工作,聊着一个总监职务的职责话题。我听着、看着,有时候也在琢磨,燕郊有一帮高新的工薪族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最后得出一个答案,他们或许薪水不一样,但家庭可能很像,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父母甚至不是三线工薪族,家里没钱给他们北京首付的能力,多数是靠自己的工资买房子,工作三五年,攒了几十万,也就只够在燕郊首付。


这是我的想象,没有依据。唯一的依据是:自己。



这里,毕竟是村,是镇,村子多。“乡”的气息才是燕郊至今没变的魂。


燕郊有个富户,李福成。他早年靠养牛发家,坐地拿地,成立了福成集团,盖了很多楼。福成的楼集体评价,盖得很陋。基本结构是,没有设计。长长的楼道,水泥楼梯外色,小区里大都统一的水泥地,没绿化,小区门口立着几头金黄金黄的大牛是最土豪的标志。


他家房子卖得好,便宜。福成的房子是燕郊当地开放商里最粗犷的一类风格,像90年代房子的样子。他家的好几个项目里,水泥是唯一的衣裳,甚至懒得用一块有色彩的装饰转。


燕郊有城乡结合所有粗俗的东西。


譬如,洗脚城。


燕郊的洗脚城在北京很出名,开车来洗脚这个项目曾经一些葱北京来的大老爷们的所爱。泛滥的洗脚城里泛滥了红灯项目,也有高级的五星级酒店里小姐们上门敲门。


我两个男性朋友有一次来燕郊,临走给我打电话,我问他们来干嘛了,支支吾吾,说,小姑娘你不懂。说了这话,我就懂了。


现在,政府整顿了,关闭红灯区。我这种不懂的人一路在燕郊的大路边上走看不到明显的店,但依旧有听说,有些小姐们的队伍转移到了燕郊的民居里,用微信聊天来拉拢客人。如今,什么行业都讲究移动互联网了。


去年,王福成的孙子出车祸,去世了。和他的豪车相撞的一辆拉货的面包车上,车主完好无损。一个月后,一个朋友去公安局办暂住证,和一个黑车司机聊天,对方说,那个车主一家当晚就全家消失了。黑车司机说,是那家人怕,跑了。


谁不怕啊?在燕郊这个镇属性的地方,关系圈网络错综复杂,得罪一个地方霸主,能不怕么?


这像个段子,江湖砍杀里的逃命段子。不过,在燕郊,这样的段子可信度很高。燕郊何尝不是段子一样的存在着,有文明,有野蛮,有前卫,有粗鄙,这就是它魔性的地方。这里似乎是北京,这里不是北京。



燕郊,真的可能会成为北京。


这么说,是一个预判。


2015年底,我记得我的神同事预判,燕郊就要划给北京了。当时的我股市赔得一塌糊涂,即便相信他的预判也没钱购置房子了。过了两个月,转眼年后,爆炸新闻果真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市政府迁往潞城,一个距离燕郊10公里不到的地方,燕郊等北三线和通州协同发展统一规划。


惊呼神同事的预判。尽管不是划归为北京,这个消息已经够神准了。何况如此爆炸。于是,那个年过后,燕郊的房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多。


链家的房中中介小哥兴奋极了,他对我说,今天登记的房子,明天就不见了,太好卖了。最高成交价过三万。三个月前这个价格还徘徊在一万出头。


回想一下,燕郊的疯,燕郊的狂,燕郊的魔,都是因为房子。


北京国贸大望路一带拿着喇叭喊”燕郊看房,免费乘车“的人群像菜市场,这个场景火过一次又一次。


这像不像90年代第一波城乡大迁徙?那时候乡下人拥挤进城的火热诞生了第一波留守儿童。不过燕郊这个小地方的十年里是城里人进村。


这个村,下水道狭窄,一到下雨天,主路上水深没膝,也是一景。这个村,山寨满街。这个村,每天都在看高楼起。


来的人互相传递着信息:开通地铁?划归北京?


前一个谣传,传了十几年,今年,2019年底经过燕郊的第一条地铁线终于要开通了。高德地图上,这条线已经有标注了。


关于第二条谣传,2016年初的那条爆炸性新闻是个好开头。现在,搬迁到通州的北京政府开规划会,包括燕郊在内的河北三线都要被叫去一块开会。统一管理统一规划。


去年,燕郊堵了一年的车,因为重修下水道。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你看,北京开过来的车,花8亿弄这条路的下水道,以后燕郊不积水了。


燕郊的户口也封住了,不再允许迁进新户口。我的具有神一般预测能力的同事对我说,北京不会允许距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属于别的省管辖。他说这是行政意识,防范意识。言下之意,这个用十几年神速积攒起人气和高楼的地方,一定会和北京撇不清,分不了。我信他,于是在封户口前把户口迁了过来。


北漂彻夜排队办燕郊户口,上百人“住”进审批大厅(法制晚报记者 董振杰摄)


堵车堵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抱怨:


“一点规划都没有,你说,燕郊最初规划成一个别墅小镇多好,清闲,多弄点绿植,环境美美的,做成北京的郊区度假小镇……”


”那,还有咱们的份么?“我被一句话堵住。


燕郊给了来城里的小镇青年们一条路:自己努努力就够得着的家。五环内,这个愿望对群体而言,能短短几年就实现的多少还是得啃老的。


小镇青年,这个话题有意思。正向群体里代表着:无权无钱无依靠,有劲有梦有理想的奋斗一族,还带着骨子里的深深的倔强和自以为的正义感。


有说法是,中国的媒体就靠小镇青年们撑着:有知识,有理想,有正义,也有欲望。


我来燕郊后,遇上了上百个在燕郊买房的在北京媒体工作的记者们,我们建了一个群,很多人说起来都是意见领袖,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人。


大概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小镇青年。总体上,这个群体有陋习,但确是一股向上的力量,向上的欲望充足。


过年了,在燕郊可以看到漫天的烟花,听到噼里啪啦不停的鞭炮声。这里和北京一样汽车限号,却允许放烟花,有着城市和乡村共同的属性和规矩。


具有自发性属性发展的地方,哪个不野蛮,不粗鄙。缺少规划,却也野蛮生猛。这让我想起流行了四十年的宣传语: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站稳了脚跟,才有了城市话语权。这是一种倒逼而来的话语权。燕郊和北京,似乎就是这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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